當眾多大佬還在坐而論道AI趨勢時，陳天橋選擇了“All in”實戰。

在最新的個人博文中，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不僅輸出了關于AI時代的理論框架，更宣布了一個重磅消息：他將通過一個深度日志系列，毫無保留地公開他正在親手打造的AI Native公司——Tanka。

這不僅僅是一次創業，更是一次公開的社會實驗。陳天橋明確表示，將公開Tanka的底層邏輯、運行藍圖，甚至那些決定生死的關鍵爭辯。他試圖驗證：在AI原生階段，一家公司是否可以完全基于“人類做選擇與擔責 + AI做執行”的模式運行。

對于創投圈而言，Tanka的實驗具有極高的觀察價值：

成本結構的重塑： 傳統公司的人力成本是大頭，Tanka模式下，算力成本將如何取代人力成本?

決策機制的變革： 當AI能提供完美的理性數據支持時，創始人的“直覺”和“非理性賭性”在決策中占比多少?

組織形態的演變： 這種公司是否真的能實現“超級個體”的量產?

陳天橋將這種模式稱為“馬斯克模式的民主化”。他認為，錢是社會發給人類過去正確決定并承擔后果的“信任憑證”。未來的創業者，比拼的不是誰招的人多，而是誰的“意志支點”更穩，誰的Prompt(戰略選擇)更準。

“如果我成功了，這將是新時代的生存樣本;如果我失敗了，這也將是后來者寶貴的前車之鑒。”

這種“公開造車”的姿態本身，就是陳天橋文中提到的“我選擇，我承擔”的最佳注腳。對于正在迷茫如何利用AI轉型的創業者來說，關注Tanka的進化之路，或許比看一百份行業報告更有價值。

以下是陳天橋完整文章：

我選擇，我承擔，故我在

【寫在前面：三重稀釋下的主體危機】

在即將被算力淹沒的荒原上，人類的主體價值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稀釋：我們引以為傲的專業技能正在經歷 AI 帶來的惡性通脹，我們基于“理性”的主體價值將被數字分身逐漸侵蝕，我們的大腦，那個滾燙的神經熔爐，因為長期向機器直接索取答案，而被逐漸冷卻、固化，我們不得不思考：究竟什么才是 AI 無法逾越的人類最強防線?

答案可能恰恰隱藏在我們的“弱小”之中。

一、人類的結構性防線：“碳基缺陷”

在執行層面，我們因為肉體的脆弱(會累、會痛、會死)和決策的非理性(沖動、偏見、賭性)，而完敗給機器，我曾因此預測管理學的黃昏即將到來!但當我們退無可退的時候，又正是這些“缺陷”奇跡般地轉化成了人類不可被逾越的防線：因為肉體的脆弱，人類能懂得代價;因為決策的非理性，人類可能變得偉大。在執行層，缺陷是 Bug;但在決策層，缺陷可能是 Feature。

第一道防線：有了肉體的脆弱，才能擔責

AI 的本質是計算，人類的本質是博弈。這就好比德州撲克：如果桌上是虛擬籌碼，依靠數學家算概率就行;但一旦押上身家性命，我們的決策就變得沉重無比，這種重量，正來源于我們肉體的“不可溯性”：我們的財富會歸零，名譽會掃地，生命會終結。而 AI 因為可以在虛擬空間里無限重開，失敗只是參數調整，他無法付出人類因為肉體的不可溯性而帶來的代價，而代價，是商業社會交易的基礎，誰承擔“不可撤銷”的后果，誰才擁有上牌桌的權利。

這里我要澄清一個誤區：“擔責”不是背鍋，而是確權。并不是說壞事需要人擔著，好事都被 AI 拿走了。恰恰相反，擔責(Shouldering)意味著對結果的全權所有(Ownership)。因為只有我們能付出切膚之痛的代價，所以只有我們才有資格享受成功的百倍紅利。AI 只是拿固定工資(電費/算力)的打工者，而我們是拿剩余價值(利潤/股權)的股東。痛苦是收益的門票。

第二道防線：只有決策的非理性，才可能偉大

理性可能強大，因為 AI 的底層邏輯是基于概率論和歷史數據尋找“統計學最優解”，但這也意味著 AI 的天性是收斂(Convergence)和避險。它的任務是拉平曲線，消除噪音，讓一切回歸均值。但在文明進化的尺度上，“回歸均值”往往等同于“平庸的死寂”，因此絕不可能偉大。試想一下，如果 15 世紀有一個 AI 擔任哥倫布的顧問，它會根據當時所有的航海數據計算出：向西航行是死路一條，它會用完美的理性勸阻哥倫布：“請留在港口，那是局部最優解”。同樣，AI 絕不會建議凡高畫下那扭曲的星空，因為它違反了當時所有的透視學算法。在 AI 的算法里，哥倫布和梵高都是必須被優化掉的“噪音”、“錯誤”和“離群值”。但恰恰是這些“離群值”引爆了人類文明的每一次偉大的躍遷。我們之所以成為萬物之靈，不是因為我們比機器更理性，而是因為我們擁有“神圣的非理性”。

這里我們同樣要澄清一個誤區，我們說的“非理性”，絕不是無知的“瞎選”，更不是把命運交給硬幣的“盲目隨機”。“偉大的選擇”是在窮盡了所有的理性計算之后，依然選擇相信那個 1% 可能的信念。它是基于深刻直覺的戰略冒險，它是 經驗積累到極致后的直覺躍遷。這種“基于深刻洞察的主動偏離”，是碳基生命最后的火種。理性構成了我們生存的地板，但那些看似錯誤的“瘋狂”，才是通向文明的天窗。

二、AI 和人類共同形成的價值閉環

如果人類脆弱而且還不愿意主動承擔，脆弱就僅僅是軟肋;只有當我們押上代價，脆弱才變成了 AI 無法生成的“信用”。如果我們有”非理性”的偏離，而且從不主動選擇這種偏離，偏離就僅僅是噪音;只有當我們選擇這種偏離，它才變成了 AI 無法計算的“奇跡”。

選擇和承擔正是人類最后的防線。

而對于 AI 來說，因為商業的本質是“利益的交換”，所以 AI 永遠無法坐上主桌——它擁有永不減少的壽命，所以它付不出同等的“代價”;它擁有完美的邏輯，所以它給不了偉大的“變異”。AI 就像是一個對著空氣出拳的拳擊手，沒有人類替它“選擇”，它只是耗散的熱量， 而非物理學上的“做功”。 沒有人類替它“承擔”，扮演價值傳遞的介質，AI 就沒有來自拳擊的回饋和反作用力，只有形成了價值回饋和閉環，AI 的運算才從“數據處理”變成了“商業價值”，意義才得以確立。

三、超級個體的崛起：馬斯克模式的民主化

“我選擇，我承擔”只是面對 AI 的被動防御么? 初看是的，但是深入的思考下去，會發現這其實是通往“超級個體”的進化之路。 很多人誤以為超級個體就是“全才”，這對于碳基生物來說是違背自然規律的，哪怕是馬斯克，也不可能同時既是頂級的火箭專家，又是頂級的腦科學家，還是頂級的汽車工程師，但他是一個極致的“意志杠桿”。他利用他的“意志”和“信用”，聚合了全人類最優秀的外部大腦來為他做功。

馬斯克本人在這個系統里只做兩件事：極具野心的 Prompt(選擇)： 指明那個看似不可能的方向。賭上一切的擔責(Ownership)： 承擔所有失敗的代價，這就是超級個體的定義。

有人會說：“因為馬斯克有錢，所以他才能擔責。” 這完全搞反了因果。馬斯克不是第一天就有錢才去擔責，而是因為他之前的每一次正確決定和成功擔責，撬動了今天的成就和財富。 錢是我們過去做出的正確決定、并承擔了后果之后，社會發給我們的“信任憑證”。所以，人類和 AI 之間將形成一個巧妙的杠桿，責任是支點， AI 的執行是杠桿臂，而選擇則是施力撬動的目標。這個杠桿會將“馬斯克模式”徹底民主化，更多的超級個體將在未來不斷涌現。因為 AI 已經將執行力無限放大，人類現在唯一需要比拼的，就是誰的支點(責任)更穩，誰的施力(選擇)更準。

四、構建最小可行性責任（MVR）

當然，在 AI 原生階段，不需要人人都能成為馬斯克，但我們有必要盡快構建出個人主體價值的支點，將自己從隨時可被替換的“執行者”，越遷到不可替代的“責任主體”，我把這個支點稱為 MVR(“最小可行性責任”)，具體可以分為三級：

第一級：建立“人機防火墻” 我們要做現實世界的守門人。哪怕 AI 的產出再完美，也必須經由我們的逐行檢查和肉身簽名。我們簽下的不是名字，是信用。我們要敢于對著世界說：“此方案經我驗證，我為此負責。”

第二級：學會“概率預測”，做好守門人后我們還要做預言家。AI 只能擬合過去，而我們能直覺未來。試著在方案后附上我們的賭注：“我有七成的把握成功，但也做好了三成失敗的準備。”這每一次的下注與復盤，都是對我們認知的一次淬火。

第三級：主動認領“混亂”，AI 喜歡秩序，喜歡收斂。所以我們的終極使命，是擁抱混亂。去尋找那些數據缺失的角落，去解決那些人心博弈的難題。當其他人都退縮時，請舉起我們的手。因為我們的價值，不在于處理了多少公文，而在于解決了多少連 Prompt 都寫不出來的離散與荒謬。

簽名確權，概率預測，駕馭復雜。不斷練習，我們就不再是冰冷的算力接口，我們成了擁有信用記錄和決策能力的超級節點。而組織將進化為一個“責任容器”。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作為一個法律實體和資本實體，去替這些超級節點承載那些一個人背不動的物理代價和無限責任。

【寫在最后】

至此，我已盡力呈現關于 AI 原生時代的商業拼圖。但我所描繪的一切，究竟是邏輯自洽的空想，還是觸手可及的未來?為了驗證它，我將通過一個深度日志系列，毫無保留地公開我正在親手打造的 AI Native 公司—Tanka 的核心過程。我會公開我們的底層邏輯、運行藍圖，以及那些決定生死的關鍵爭辯。無論你是見證者還是未來的同行者，請看我們如何利用 AI 的杠桿，試圖從舊時代的泥潭中拔出雙腿。

如果我成功了，這將是新時代的生存樣本;如果我失敗了，這也將是后來者寶貴的前車之鑒。無論結果如何，我選擇公開。并且，我愿為可能的失敗承擔一切責任。

本文首發于陳天橋個人博客 ChenNative.ai，在這里你可以看到更多他對AI時代的思考。

原文鏈接：https://chennative.ai/zh-cn/human-responsibility-in-ai-native-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