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踐領域，人工智能技術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引發連鎖反應，悄然改變著傳統庭審的運作模式與公眾對司法體系的信任基礎。這種技術滲透帶來的影響，在近期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勞動爭議案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該院民事審判庭勞動爭議團隊負責人陳櫻法官，在處理一起特殊上訴案件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位六旬老人提交的上訴狀中，附帶了多份標注"AI生成"的輔助材料，其中兩份材料的外包裝上明確注明內容源自某智能問答系統。這起看似普通的重復訴訟案件，因當事人對人工智能的深度依賴而變得復雜。

案件審理過程中，陳櫻發現該爭議已歷經三級司法程序，老人的訴訟請求均未獲得支持。此次上訴階段，當事人借助AI工具重新梳理案情，試圖通過技術手段推翻前序裁判。在法庭接待環節，老人反復引用智能系統生成的分析結論，其陳述方式呈現明顯特征：對支持自身主張的內容如數家珍，對相反觀點則選擇性忽視。

"當事人呈現的AI分析存在顯著片面性。"陳櫻指出，智能系統的回應質量高度依賴提問方式，而普通訴訟參與者往往缺乏專業訓練，在輸入案情信息時存在主觀篩選。這種信息偏差導致AI輸出的法律意見天然具有傾向性，與司法裁判追求的客觀公正形成微妙沖突。

同庭法官沈永妍在另案處理中遇到更荒誕的情形：有當事人竟持虛構的"AI判例"質疑裁判標準。這類偽造案例通常混淆不同法律關系，經不起專業推敲，卻給法官釋法說理工作增添額外負擔。"現在不僅要解釋法律適用，還要先證明AI案例的虛假性。"沈法官無奈表示，這種技術濫用正在消耗寶貴的司法資源。

面對智能技術帶來的挑戰，一線法官展現出職業智慧。陳櫻將這種壓力轉化為提升裁判文書質量的動力，通過增強說理部分的邏輯性與說服力，構建對抗技術干擾的司法防線。她認為，法官的專業判斷與AI的機械分析存在本質差異，前者建立在完整證據鏈與法律體系理解之上，后者則受制于算法邊界與數據質量。

司法實務界普遍認為，人工智能對庭審程序的影響已從技術層面延伸至信任維度。當訴訟參與者將技術輸出等同于權威意見，甚至試圖用算法結論替代法官自由心證時，傳統司法權威正面臨新型挑戰。這種變化要求法律人重新思考裁判文書的寫作范式，在保持專業性的同時提升可讀性，以更透明的方式展現司法推理過程。